從2025年底伊朗爆發(fā)民眾抗議浪潮以來，特別是從美國特朗普政府強行控制委內瑞拉總統(tǒng)馬杜羅，并不斷以各種方式對伊朗進行威懾和訛詐以來，伊朗局勢可謂是泰山壓頂式的內憂外患，并充滿了山雨欲來前的眾多信息迷霧。

當地時間2026年1月17日，伊朗德黑蘭，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在一場活動中就伊朗的抗議活動發(fā)表看法，支持者們聆聽。

從國內來看，伊朗民眾發(fā)動了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立國以來聲勢最為浩大、損失最為慘重的民眾抗議浪潮；從國際方面看，鑒于美國和以色列不斷升級的認知戰(zhàn)，以及在軍事和外交等方面動作頻頻，密集傳遞對伊朗發(fā)起軍事行動的信息，國際社會普遍擔心美國和以色列即將對伊朗發(fā)起新一輪軍事行動乃至戰(zhàn)爭，并推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甚至多有輿論鼓噪美國是否將在伊朗復制委內瑞拉模式。

伴隨伊朗政府采取各種措施使國內民眾抗議浪潮逐步降溫，以及特朗普政府在是否對伊朗發(fā)動軍事行動或戰(zhàn)爭問題上陷入猶豫，伊朗危機的熱度稍有降溫，但毫無疑問，令世人矚目的伊朗危機遠未結束，美、以與伊朗的斗爭和博弈仍將是影響中東地區(qū)安全的核心問題之一。

從近期來看，在2023年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fā)以來，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領導的“抵抗軸心”的沉重打擊，尤其是打擊伊朗本土的“十二日戰(zhàn)爭”，使伊朗在外交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而伊核談判破產，美國和歐洲對伊朗加大制裁，進一步加劇了伊朗近年來不斷惡化的經濟處境，加之氣候和水資源危機的疊加，進而使伊朗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2025年底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民眾抗議浪潮，而民眾抗議浪潮和伊朗核問題又成為美國、以色列叫囂對伊朗再次發(fā)動戰(zhàn)爭的由頭，似乎使伊朗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危機死循環(huán)。

鑒于信息的混亂和當前伊朗局勢的撲朔迷離，筆者并無意對當前伊朗危機進行分析和評述，而是力圖把當前伊朗危機反映出的矛盾困境置于從1925年巴列維王朝建立到當前的伊朗百年歷史中進行思考，希望能對理解伊朗危機提供一些基于歷史的認識和觀察。筆者試圖透過伊朗從巴列維王朝到伊斯蘭共和國的歷史進程，重點結合從君主專制到伊斯蘭共和、從激進世俗化到全面伊斯蘭化、從親西方到反西方的歷史進程，揭示伊朗百年困局的歷史與現實根源。

從君主專制到伊斯蘭共和

從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20年代，腐朽沒落的伊朗愷加王朝陷入了沙俄帝國和大英帝國的南北夾擊之中。在此背景下，禮薩·汗在沙俄支持下，依靠一支僅有2000余人的哥薩克旅于1921年發(fā)動政變，推翻了沒落的愷加王朝，取得了對伊朗政治的實際控制權。禮薩·汗在1925年加冕為國王，并以古代波斯強盛王朝的名字命名伊朗為巴列維王朝。

立國之初，禮薩·汗在國體的選擇上曾一度企圖效法土耳其實行共和制，但由于君主制在伊朗有深厚的歷史和社會根基，他只能選擇君主制，進而在伊朗建立了威權統(tǒng)治。禮薩·汗有著富國強兵夢想的波斯民族主義，因此他又把改革和現代化作為其重要國策，并在其兒子·禮薩執(zhí)政后進行的“白色革命”中達到高潮。

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并推行疾風暴雨式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尤其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不斷要求擴大政治參與，而巴列維王朝的專制獨裁統(tǒng)治又無法為民眾提供政治參與的民主渠道，進而為革命創(chuàng)造了條件。伴隨現代化陷入挫折，職業(yè)宗教人員、資產階級、知識界人士、以商人為主體中小資產者，以及工人、普通市民等社會民眾，都變成政權的反對者。也正是上述社會變革造就了1979年革命的主力軍，而在改革中被剝奪權力和利益的教士階層成為革命的領導者和定義者，并建立了伊斯蘭特色的民主共和制。

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巴列維父子進行的現代化改革培養(yǎng)了君主專制的掘墓人。這種困境也正如亨廷頓所言，致力于現代化的傳統(tǒng)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傳統(tǒng)君主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其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有賴于削弱本來能夠促進政治參與擴大的傳統(tǒng)機構，加強君主的權威；另一方面，初期現代化改革的成功削弱了傳統(tǒng)君主制的合法性，而傳統(tǒng)君主制卻由于其自身的專制難以通過擴大政治參與獲取穩(wěn)定的現代政治合法性。

當地時間2026年1月16日，伊朗德黑蘭，人們在每周五的市場購物。此前，因食品、水電和其他基本商品價格上漲引發(fā)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在安全部隊鎮(zhèn)壓后有所平息。

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建立后，根據的伊斯蘭政府理論，伊朗實行伊斯蘭共和制。共和體現為總統(tǒng)和議會由選舉產生，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為選舉民主；伊斯蘭體現為教法學家治國的宗教領袖制度，并建立了教法學家委員會、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等一些由宗教領袖直接領導的國家機構。與此同時，宗教領袖對總統(tǒng)的一系列控制權又使得宗教領袖成為超越于總統(tǒng)之上的國家權力核心，進而又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宗教威權。

伊斯蘭革命四十多年來，領袖與總統(tǒng)的關系一直是影響伊朗政治發(fā)展的核心問題。由于伊朗社會中基本上形成了主張改革的溫和派和強調傳統(tǒng)的保守派，使得伊朗總統(tǒng)選舉基本上成為改革派和保守派政治博弈的舞臺，而宗教領袖則成為調控改革和保守政治鐘擺的“超人”，進而使得伊朗政治在改革（如哈塔米）和保守（如內賈德）的鐘擺效應中陷入停滯，許多總統(tǒng)的第二任期也淪為毫無作為的“第二任期詛咒”，進而嚴重影響了國家的發(fā)展。

更為嚴重的是，與宗教領袖制度和伊斯蘭化相伴隨的宗教特權機構的建立和宗教管控，又成為一種帶有專制色彩的特殊威權統(tǒng)治，嚴重桎梏了伊朗社會的發(fā)展，進而圍繞總統(tǒng)和議會選舉、婦女權利等問題不斷爆發(fā)反對威權統(tǒng)治的民眾抗爭，如2009年的“綠色運動”和2022年的“頭巾運動”都成為伊朗特色的社會抗爭運動。

更為根本的是，長期國際制裁不斷加劇的“抵抗經濟”困境尤其是民生艱難，也成為民眾對現行體制以及該體制下腐敗嚴重、兩極分化嚴重不滿，進而導致民眾進行抗爭的根源。這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2025年底以來民眾抗議浪潮的長期性根源，民眾抗議浪潮對宗教特權體制的不滿以及對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機構的沖擊，都把斗爭的矛頭之一指向了宗教威權。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本身所包含的威權與民主的矛盾，其在運行過程中造成的宗教領袖與總統(tǒng)關系不暢及其對國家發(fā)展造成的嚴重掣肘，意味著伊朗的政治制度迫切需要進行改革，進而解決國家體制中的弊端。

從激進世俗化到全面伊斯蘭化

從巴列維王朝到伊斯蘭共和國的一百年里，伊朗經歷了從激進世俗化到全面伊斯蘭化的顛覆性變化，其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均深受影響，其內在困境是君主制和伊斯蘭共和均未能解決困擾伊朗的宗教與世俗矛盾。

禮薩·汗作為巴列維王朝的締造者，他進行改革的理論基礎之一就是世俗的民族主義，因而不可避免地與作為傳統(tǒng)文化和政治勢力的伊斯蘭教發(fā)生抵觸和沖突，并擴大了伊朗世俗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之間沖突的張力。

禮薩·汗的巴列維王朝是依靠獨裁專制下的改革為伊朗的現代化開辟道路的。為此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加強中央集權國家的行政改革、農業(yè)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法制改革、金融和工業(yè)改革、社會生活習俗的改革以及文化教育領域的改革。毫無疑問，禮薩·汗改革促進了伊朗的世俗化進程，但也在現實中形成了王權與教權之間既斗爭又妥協的復雜關系。

在對待伊斯蘭教的態(tài)度上，他一方面通過世俗化改革削弱伊斯蘭教的傳統(tǒng)根基，因此激化了與宗教勢力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為穩(wěn)固權力根基與宗教勢力尋求某種妥協，又為伊斯蘭勢力的存續(xù)乃至東山再起留下了一定的空間。1935年馬什哈德地區(qū)爆發(fā)什葉派宗教暴動，禮薩·汗采取高壓政策無情鎮(zhèn)壓，并最終將什葉派神職人員推向了王權的對立面，莊閑和這也埋下了后來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歷史伏筆。

因此，禮薩·汗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一個異常困難的平衡問題。因為他試圖改革社會習俗和宗教與政治、教育的關系，而這些要改革的東西，恰恰是支撐他的、使他有權的一些傳統(tǒng)”。

到穆罕默德·禮薩統(tǒng)治時期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的“白色革命”時期，宗教與世俗的矛盾走向徹底的矛盾對立，并最終導致了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fā)。

首先，在土地改革方面，由于土地改革損害了什葉派烏里瑪階層的利益，導致雙方的矛盾日益加劇。巴列維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招致了宗教界的強烈反對，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削弱了宗教界的經濟利益，而伊朗王室、政府官員、大資本家等特權階層則成為財富的壟斷者，社會民眾生活困苦不堪，從而為伊斯蘭教宗教界與民眾相結合發(fā)起反對國王的社會運動準備了條件。

其次，婦女解放政策的推行，現代西方法律體系的引進，西方化世俗生活方式的蔓延，在外交上對美國的追隨都招致了宗教界的強烈譴責和批判。在1963年1月國王公布“白色革命”綱領后，在庫姆、德黑蘭、設拉子、馬什哈德、大不里士等地都出現了反對國王的示威游行，霍梅尼由于抨擊國王而被捕。盡管這場反對國王的運動以失敗而告終，但是卻揭開了伊朗伊斯蘭主義向王權發(fā)難的序幕。“正如1891—1892年的煙草危機是1905—1909年憲法革命的彩排一樣，1963年6月的動亂也是1977—1979年伊斯蘭革命的彩排”。

最后，改革把幾乎所有社會力量推向國王的對立面，為伊斯蘭革命的爆發(fā)準備了中堅力量和同盟軍。土地改革、工業(yè)化、城市化變革，吸引了大量的鄉(xiāng)村人口進入城市，從而導致城市人口的膨脹，進而造就了革命中堅力量——產業(yè)工人和城市無產者、中產階級；其次，在改革中不斷被邊緣化的巴扎商人、知識界、反對黨，成為伊斯蘭革命的同盟軍。總之，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一方面通過社會變革尤其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打造了強大的反對派，另一方面其專制獨裁統(tǒng)治又無法為其提供政治參與的民主渠道，進而為革命創(chuàng)造了條件。

到小巴列維即穆罕默德·禮薩時期，伊朗的“白色革命”作為一種畸形的現代化則更加激化了現代化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現代化的失敗、專制統(tǒng)治的延續(xù)和強化則進一步為有著反抗傳統(tǒng)的什葉派作為政治勢力崛起提供了機會。

總之，巴列維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對伊斯蘭教的沖擊及其造成的深重的社會危機，正在生成一種有助于有著社會反抗傳統(tǒng)的伊斯蘭教什葉派發(fā)起社會革命的土壤，伊朗正處在伊斯蘭革命的前夜，伊斯蘭主義正在悄然崛起并開始向世俗民族主義政權發(fā)起挑戰(zhàn)。

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根據霍梅尼思想建立起來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外交等方面走向了巴列維王朝的反面，即全面的伊斯蘭化。

第一，在政治領域，伊朗從政教分離回歸政教合一，霍梅尼主張建立伊斯蘭政府，實現伊斯蘭教法學家的統(tǒng)治；反對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立憲政府。霍梅尼關于伊斯蘭政府的性質、職能，關于教法學者的權力和作用的主張，基本上都作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指導思想付諸實施。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近代以來一直困擾伊朗的宗教與世俗矛盾關系得到了徹底解決。如果說巴列維王朝的世俗政權始終面臨宗教傳統(tǒng)及其勢力的挑戰(zhàn)的話，那么霍梅尼時期的伊朗伊斯蘭政權則始終面臨世俗文化及其勢力的挑戰(zhàn)，宗教與世俗的矛盾關系依然存在于伊朗的政治發(fā)展之中。在后霍梅尼時代，宗教與世俗的矛盾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轉化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反對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主線困擾伊朗的政治發(fā)展。

第二，在經濟領域，霍梅尼的經濟思想的核心是根據伊斯蘭原則建立公正合理的經濟，以創(chuàng)造幸福、消除貧困。其內容主要包括：承認伊斯蘭原則下的合法的私有制和私人資本，但私有制和私有資本必須符合伊斯蘭法；在伊斯蘭經濟中，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建立在合作的基礎上；伊斯蘭政府對國有財產、國庫收入進行組織和安排。在經濟政策上，土地改革、國有化運動和政府干預的擴大，構成了霍梅尼時期伊斯蘭化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平民主義和國家主義則是伊斯蘭化經濟舉措的宗旨所在。霍梅尼推行的伊斯蘭化經濟政策旨在扶貧抑富、遏制貧富兩極分化，但在事實上并沒有改變貧富分化的狀況，社會貧困也遠未得到消除。伊朗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處境也更加孤立。

在后霍梅尼時代，伊朗的經濟發(fā)展在強調市場原則的改革派和強調公平原則的保守派之間進行斗爭和搖擺，前者如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時期的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后者如內賈德時期的經濟政策，但卻均無法改變伊朗經濟發(fā)展的困境，根源就在于兩種政策相互否定，以及國際制裁導致的外部國際環(huán)境惡劣。

第三，在外交領域，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通過輸出伊斯蘭革命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直接對象首先是鄰國伊拉克和海灣六國，其方式主要包括：構建“輸出革命”的組織網絡；大力宣傳伊斯蘭革命；利用兩伊戰(zhàn)爭輸出革命。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政策遭到了中東地區(qū)各國的一致反對和堅決抵制，尤其是伊朗對伊拉克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思想和行動直接導致了兩伊戰(zhàn)爭的爆發(fā)，伊拉克對伊朗的戰(zhàn)爭得到了海灣六國的大力支持。兩伊戰(zhàn)爭持續(xù)了八年之久，伊朗為此付出了沉痛代價。

總之，霍梅尼所確立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外交指導思想以及“輸出革命”的外交戰(zhàn)略，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宗教意識形態(tài)為主導的革命外交，它在現實的實施中一直面臨著諸多的矛盾，并突出表現為實現伊斯蘭統(tǒng)一、建立伊斯蘭秩序的烏托邦理想與現存的世俗化的主權國家體系的矛盾、輸出革命的干涉外交與主權原則的矛盾、宗教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利益的矛盾等。實踐證明，伊朗“輸出伊斯蘭革命”的外交方針和路線，是一條將意識形態(tài)置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對抗性外交路線，雖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義色彩，但給伊朗乃至中東地區(qū)都造成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在后霍梅尼時代，伊朗外交盡管呈現出“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外交相對弱化，國家利益考慮不斷增強的特征，但又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霍梅尼外交遺產的掣肘。

后霍梅尼時代的伊朗呈現出改革與保守兩種力量、兩種路線交替上升的政治鐘擺效應，進而使伊斯蘭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權時相對淡化，在保守派掌權時則相對強化。自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的內外政策一直在改革與保守之間搖擺和輪回，同時也必將對未來伊朗的發(fā)展道路產生重要的制約作用。

歷史地看，伊朗在中東地區(qū)和國際社會陷入孤立，與其“輸出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外交密切相關。從當前伊朗面臨的外交困局來看，伊朗領導“抵抗軸心”在本質上是伊朗“輸出革命”外交的產物。盡管“抵抗軸心”構成了伊朗施加地區(qū)影響力以及抗衡美國的特殊方式，但它也因其支持地區(qū)伊斯蘭主義組織如哈馬斯、真主黨、胡塞武裝等遭到地區(qū)國家尤其是遜尼派國家的反對，更因伊朗領導“抵抗軸心”介入巴勒斯坦問題，使自身與美國、以色列的對抗沖突不斷加劇，使自己卷入巴以沖突的漩渦。

伊朗通過支持伊斯蘭主義組織反對以色列的做法，并無助于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不僅導致巴以沖突的復雜化，而且使自身在2023年以來的巴以沖突中成為重要當事方，不僅其領導的“抵抗軸心”瀕臨瓦解，而且其本土也遭到美國和以色列的打擊，這是2025年底以來伊朗民眾抗議浪潮爆發(fā)的重要國際和地區(qū)背景。在伊朗民眾抗議浪潮中，部分民眾高喊反對支持哈馬斯和真主黨的口號，沖擊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的做法，都反映了伊朗民眾對“輸出革命”外交及其導致的嚴重后果強烈不滿的憤懣情緒。

（未完待續(xù)……）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